杏花村汾酒品牌文化

杏花村汾酒，已经在中华酒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杏花村遗址山土的文物真实地记录了汾酒从孕育到诞生的历史过程。该遗址第三、四、五、六阶段，分别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相当干仪狄造酒时期)、龙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相当于杜康造酒时期)以及夏代的器具，其中酒器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除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外，还有浸泡酒料的泥质大口瓮，蒸熟酿酒用粮的甑、鬲等，盛酒器壶、樽、彩陶、罐以及温酒器等(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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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遗址第七、八阶段的商代器物中，酿酒器、盛酒器品种、数量显著增多，而且出现了商代早期(约4000年前)的饮酒器玄纹铜爵(916)。这只爵和3件盛酒器彩陶罐现存汾酒博物馆。这些器物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纹饰秀丽，工艺水平已较前几个阶段有了显著提高。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酒器形成期。商周青铜酒器并不是一般的日用品，而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反映了商周时代不可逾越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其纹饰、造型、铭文，不仅体现了奴隶社会的礼制观念，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给后来的雕刻艺术、书法艺术带来了很人影响，是古代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杏花村遗址发现的玄纹铜

爵，就是商代青铜酒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同址中能够同时出土如此精美、如此数量多的酒器，它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商代杏花村酒的数量明显增多，这一带饮酒风气很普遍；二是杏花村酒的质量明显提高，“美酒配美器”、“好马配好鞍”，酒器工艺水平的显著提高，必然地反映了酿酒工艺水平和酒品质量已经提高，在全国同时代酒品中已经达到了出类拔萃的水平。

商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大国之一。当时，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农耕规模和粮食收获量迅速提高。青铜器特别是青铜酒品工艺精湛，式样考究，品类繁多，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水平。曲的发明和应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极早将霉菌和酵母菌应用于酿酒生产的国家之一。制酒工艺的进步、酒类品种的增加和饮酒风气的盛行，都使商业酒类较前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巾，汾酒从中国酒文化的母体中呱呱坠地于中国古代酒文化中心地区之一的杏花村，当是历史的必然。

有人也许会问，当时的汾酒与现在的汾酒能一样吗?不一样，很不一样。无论是酿造工艺，还是酒度和香味特征都有着大壤之别。

到了商周时期的汾酒仍属于黄酒，同现在的蒸馏酒汾酒相比，度数显然要低，但它比仰韶文化时期的水酒度数要高得多。况且酒度低了就未必不好，传统的65度汾酒是国家名酒，尔后研制成功的53度汾酒和38度汾酒同样被评为国家名酒。我们还可以设想，随着国内外白酒酿造向低度化的发展，汾酒以后还会进一步降低度数，甚至还会“返璞归真”，同杏花村酒的度数差不多。至于说色香味，杏花村酒虽然与现在的汾酒相差很大，但是，它在酿酒业已经很发达的殷商时期能够出类拔萃，这就是说，当时汾酒的色香味已经很不错，现在汾酒的色香味只是在仰韶文化时期汾酒基础上的发展、完善和提高，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当然构成了始末关系。

当然，从当时的汾酒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在尔后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在中国酒文化的哺育下，经过了若干个发展阶段，终于到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时代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国家名酒，并载人了那个朝代的“史记”——二十四史之—的《北齐书》，开始了长达1500年的辉煌名酒史。